“衰老是一种疾病,而且是一种可以治疗的疾病”
哈佛大学的遗传学家大卫·辛克莱尔(David Sinclair) 几乎在所有演讲、采访中都会提到这个观点。《华尔街日报》称这是一种“诱人的想法”(seductive notion),也有批评人士认为把衰老视为疾病是一种危险的想法。

很多长寿界的先锋实验者都把衰老当病治,像是我们熟知的布莱恩·约翰逊(Bryan Johnson),更是靠换血这种极端的方式全球知名。
那衰老到底是不是一种疾病?如果是,那岂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最终会患上这种病?如果人人都想采取各种医疗手段“治疗”衰老,那不久的将来会不会出现一个”超级老龄化“的社会呢?这背后涉及的不仅是医学界的讨论,更是对人类生命意义、社会结构以及道德观念的深刻反思。
衰老到底是什么?
从生物学的角度看,衰老是一系列微观的细胞变化,它们的表现可能是皮肤开始有皱纹、走路变得缓慢、记忆力开始下降等。但是实际上它们都来源于细胞衰老:它们不再能快速分裂、修复能力下降、端粒缩短等等[1,2,3]。这些难以修复的损伤造成细胞内的”废弃物“逐渐增多,然后带来身体功能的对应下降,比如免疫系统变得薄弱、代谢功能失去效率等。
几乎所有与衰老有关的产业都会引用 《细胞》杂志上一篇被广泛引用的文章《衰老的十二大标志》(Hallmarks of aging) 。这篇文章基本代表了当今学界在“衰老”这件事上的统一共识——衰老主要体现在十二大方面:基因组不稳定、端粒损耗、表观遗传学改变、蛋白稳定的丧失、大自噬功能的失效、营养感应失调、线粒体功能障碍、细胞衰老、干细胞衰竭、细胞间通讯改变、慢性炎症和菌群失调。

这些细胞层面上的变化,和人类衰老时多发的疾病是高度相关的;比如心血管疾病、代谢类疾病、阿尔茨海默症等[4]。著名的长寿专家彼得·阿提亚对预防衰老就持这一观点,他把它命名为”医学3.0“,认为如果我们能通过运动、营养方面预防或减缓老化,那么就能从根本上预防很多老年病的发生,这会让老年生活质量大大提升。
争议点是什么?
如果“治疗衰老”的好处这么多,那么为什么会有争议呢?
最核心的争议是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思考一下:
假如衰老是一种疾病,那么不就等于认为“非疾病的”健康状态应该是长生不老吗?
这个问题背后有几个小的问题:
首先,应该如何定义“健康的衰老”?如果一个人处在健康的、自然的衰老过程中,那么是否要将其定义为疾病——如果是疾病,那是否应该使用药物来进行干预?这么做是否是不自然且逆天而行的呢?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理解,随着社会经济和医疗条件的发展,人类的预期寿命本来就在不断增长。我们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从1990年到2023年就增长了多达10.5岁之多,如果和建国前相比,那数字肯定更加夸张。

显然没有人会认为上述成果是一种“不自然”的行为。
其次,衰老干预的目标从来不是“长生不老”,而是获得更好的健康预期寿命(HALE)——2019年全球健康预期寿命为63.5岁,与总寿命差距达10年之多,意味着更多人需带病生存。在病床上卧床多年,不仅自己非常痛苦,还会给家人和社会带来巨大压力。
如今的衰老干预技术主要也是针对我们前面提到的“衰老标志物”背后的通路进行干预。
生物学对疾病的定义是指生物体在基因、细胞、器官或系统功能上发生的异常变化,导致其失去原有的适应性或功能。这个定义其实和细胞衰老是完全吻合的,只不过这个“异常变化”是“变老了”。
对衰老的干预措施能预防多种疾病或降低发生概率,包括但不限于前面提到的心脑血管疾病、II型糖尿病等代谢类疾病、阿尔茨海默症等神经退行性疾病。
医学研究中已经发现了一些抗衰老的药物,比如希诺裂(Senolytics),它能清除掉体内一些衰老的细胞,从而减轻或者逆转衰老带来的负面影响[5,6]。一些抗糖药,比如二甲双胍,可以激活能量代谢的特定酶(AMPK),减少氧化应激,从而被认为有延缓衰老的潜力[7]。还有一些热门分子(如NMN、NR、姜黄素),可以通过调控能量通道来对抗衰老。
科学背后的博弈
实际上在衰老是否疾病这件事上,科研或者说医学上的定义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正如《华尔街日报》所言,辛克莱尔们争取这件事的定义权背后蕴藏着更大的生意与市场。
假如我们可以定义衰老是疾病,就有理由可以开发更多的药品和疗法;“治疗衰老”可以提高人类晚年的生存质量。致力于治愈阿尔茨海默症等衰老疾病的药企和科研机构就能获得更多资金支持(Zhavoronkov & Bhullar, 2015)。
想象一下,我们现在认为老人一旦患上就只能保守治疗的疾病,在几十年后都会像流感一样可预防可治愈,晚年的生活难道不会有了很多希望和盼头吗?

另外,从社会资源的角度来讲,干预衰老就能够预防各种衰老相关疾病,从而带来一个更健康的老龄化社会,降低社会整体的医疗成本,也减轻老年人自己的医疗费用负担。
但是另一方面,假如“老人”就是“病人”,其实会加剧社会对老年人的歧视,并且完全否定了人在老年期间还能取得成就或者获得幸福。年轻人也会因为害怕“生病”而恐惧衰老,产生消极的生命观。“35岁就不能被大厂招聘、也不能住青旅”就是一种提前到来的老龄歧视。
这也是反对者的其中一个观点。
反对者认为,不认为衰老是疾病就是希望能抵抗年龄歧视,能尊重各个年龄段的人。老人更可以被看做是社会经验的积累者和传递者,而不是需要被“修复”的对象。人在老年期间也能有积极的社会文化生活,甚至有更多的时间探索个人兴趣。而“衰老”不意味着失败或者不完整,认为衰老需要治疗本身就是一种对生命单一化定义的“霸权”,不应该让科技的进步成为这种霸权的帮凶。
但是假如我们不认定衰老是疾病,可能会导致医生忽视老年患者的可治疗疾病,把他们的健康问题简单归咎于“老了”,从而影响医疗质量。老年人群体本身如果带着这样的想法,也会一定程度上放弃本可以获得的高质量生活,忍受着一些慢性病痛,认为自己”只是老了、老人都这样“。
如果衰老不是疾病,还可能会助长“抗衰老”产业的不正当商业行为,导致消费者被骗——比如向恐惧衰老的人以保健品的名义兜售假药/疗法。但是因为公立医疗系统里不负责”治疗衰老”,大众也不了解相关的权威信息,于是更容易被擅长营销的商人欺骗。
立法与监管现状
由于背后涉及的利益方过多,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目前不将衰老定义为疾病,也没有批准针对衰老的药物。但是一些组织已向FDA提交申请,试图推动改变。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ICD手册(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国际疾病分类)也收到过多次将衰老收录为疾病的提案。ICD-10中曾经把“衰老”作为一种单独的疾病分类列出 ,但是遭到了老年相关科学研究者的强烈反对。
于是目前最新版的ICD-11,把“衰老”这个分类去掉了,修改成了“与老化相关因素”。也就是说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在认可衰老和疾病的联系的同时,并不再把衰老本身归类为一种疾病了[10,11]。
我国尚未正式批准任何药物用于衰老干预,但是高度关注老年健康。政府发布的《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文件把“延长健康寿命”作为基本路径之一列出,强调“强化跨部门协作,鼓励和引导单位、社区、家庭、居民个人行动起来,对主要健康问题及影响因素采取有效干预,形成政府积极主导、社会广泛参与、个人自主自律的良好局面,持续提高健康预期寿命”[12]。
我要怎么做?
无论医学、法律、国家怎么定义,衰老终究会发生。
同样的,无论监管、市场、政策怎么改变,都阻止不了衰老干预领域成为新时代最重要的科研领域之一。我们也将会看到更多基于科研证据的干预方法转化成实际的疗法,帮助我们获得更长久的健康寿命。
事实上,很多人享受老年生活,老年时期更有主体性,也有更多自主的时间,甚至比年轻人感到“更幸福”。所以我们完全不必对“衰老”这件事产生恐惧,如果担心疾病,可以从现在起追求健康。
只把衰老当成健康管理中的一个“风险因素”,相应地培养一些饮食和运动方面的习惯,使用一些经过市场和学术验证过的干预方式,真正体验《超越百岁》中说到的“医学3.0”。
正如狄兰·托马斯在那首诗中所言: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良夜,
老年应当在日暮时燃烧咆哮。
衰老死亡是写在人类的基因里的,我们要以更轰轰烈烈的姿态抵达终点。